外籍保姆市场催生“黑中介”

　　2015年7月，菲律宾女子米歇尔与另外5名菲律宾女性经过谋划，准备逃出位于丰台区岳各庄的小区住地，前往菲律宾大使馆求助。但最终只有米歇尔一人成功逃脱并报警。

　　原来，2014年底至2015年7月中旬，吕某和李某勾结国内及境外人员，以虚假邀请函骗取中国商务签证或者旅游签证，策划、组织6名印度尼西亚籍女性和8名菲律宾籍女性非法入境来华，准备让她们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在未找到雇主期间，这些外籍女子护照被没收，限制在屋内不许出门，直至米歇尔出逃报警导致案发。2017年2月，李某和吕某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在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受审，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菲佣在中国内地不合法，但又有着大量需求，所以催生了外籍保姆市场的各种乱象。”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靖怡告诉记者，内地所有的菲佣渠道都是地下秘密进行的，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黑中介”。这些中介一方面与境外联系，掌握相对稳定的“外籍保姆源”，并为她们代办旅游、探亲或商务签证；另一方面在网上发布广告，吸引有需求的雇主。

　　2017年8月，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法院公开审理了王思敏等6名被告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这也是苏州首例策划、组织菲律宾籍及印尼籍妇女非法进入中国境内，为我国居民提供家政服务的案件。

　　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思敏认识了做菲律宾移民的张玲玲，于是相约成立公司做起外籍保姆生意。通过公司雇外籍保姆，客户首先需缴纳4.9万元中介费，然后按照每月5100元一次性缴纳半年工资，而外籍保姆拿到手则是每月1700元生活费，剩余3400元要上交给公司。仅一年时间，王思敏就介绍200多名菲佣和印佣，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左右，利润相当可观。

　　在李靖怡看来，这些中介大多数通过做业务牟取暴利，有的则是纯粹的骗子，盯上了外籍保姆市场这块蛋糕，把这个本来就秩序不完善的市场搅得更加混乱。

　　2014年10月，福建石狮警方办理了一起菲佣诈骗案。经当地男子曾某介绍，雇主雇用了一个叫米娜(音译)的女菲佣，双方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合同期限两年，并分别向曾某支付了8000元的介绍费，向米娜支付了4000元月薪。但米娜工作期间不断以逛街或旅游为由向雇主请假，最终销声匿迹。事发后，曾某也和米娜一样人间蒸发。

　　雇佣双方权益均得不到保障

　　事实上，在众多涉及外籍保姆的案件中，如果是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受害人还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找到救济途径，但如果是跑路等，雇主只能吃“哑巴亏”。比如家中印佣逃跑的胡女士，本想让中介退回佣金和3个月工资，但中介并不买账，只是以再介绍为由应付着她。后来胡女士想通过法律途径，但发现保姆签证早已过期，属于黑户，雇用黑户本身就是非法的，救济无门只能自认倒霉，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记者调查过程中，也曾经向中介表达过对菲佣逃跑和没有合法身份的顾虑，但对方表示，如果害怕外籍保姆跑路，建议雇主平时可以自己保管好外籍保姆的护照材料，只在续签等时候再将证件退还。至于没有合法身份问题，只要别说她是菲佣就行，即使被查到就说是自己请的老师、家教在家里借住几天。

　　果真如此吗？2016年1月，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查处了6起菲律宾人非法在华就业的案件，陈女士就是其中涉案人之一。案发后，不仅家中菲佣被遣送出境，陈女士自己也被要求承担遣送菲佣回国的1万元机票费用。

　　“对雇主而言，雇外籍保姆其实只是‘看上去很美’，一旦产生侵权纠纷，很难通过正常渠道维权，权益保障基本无从谈起。”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检察官朱媛媛表示。

　　对外籍保姆而言，由于是“黑”在内地，自身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一名非法入境的菲佣在供述中称，雇主每月支付5000元的工资，但公司要扣除4000元，用来偿还护照、签证机票之类费用，实际拿到的没有多少。另外，自己的护照也被扣押，假如逃跑，很可能会被警方抓住。一旦被发现，遣返几乎是所有“暴露”的外籍保姆的归宿。(《方圆》记者刘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