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由计算机分配

　　饱受质疑的还有器官分配。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2011年4月开始，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上线，覆盖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这是2009年国家卫生部门委托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发的人体器官分配系统，目的是使器官捐赠过程公正透明，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干预。而在此之前，决定器官分配完全是基于医生的判断。

　　系统设立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等待名单的死亡率，通过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等待移植的患者根据医学指标来得分，并遵循“区域优先原则”(就近原则)，“病情优先原则”，“年龄优先原则”(儿童比成人更享有优先权)，“等待时间原则”(等待时间长的患者)，以及“捐献者优先原则”(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已登记自愿捐献器官者优先)。分值越高，在等待名单的位置就越靠前。

　　录入病人数据由医院医生负责，如果有医生在登记数据时造假，人为提高病情危重程度，一旦被发现，将取消医生所在医院的器官移植资质。同时，国家卫计委也会不定期对医院进行抽查。

　　在王海波看来，由计算机决定的器官分配系统既显示了分配的公平、透明，也保障了分配的高效和安全。

　　在台湾和美国曾出现把艾滋病和狂犬病患者的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的安全事故，之后，王海波马上将系统设置强制添加了检查结果，并为了防止发生错报，医生在录入时还要上传检测结果的扫描件。

　　“我们希望从系统层面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病人的安全。”王海波说。

　　器官捐献服务能力落后

　　随着政策制度的建立以及器官分配与共享愈加透明，中国申请器官捐献的人数飞速上涨。但同时，器官捐献的服务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专业化服务成为新挑战。

　　刘源坦言，影响器官捐献的另一障碍就是专业人员缺乏相关知识。很多医院对潜在供体维护不佳，导致器官衰竭，并最终影响器官捐献的质量。也曾有媒体报道，捐赠过程中出现捐赠者的脑死亡判定有出入，ICU工作人员不了解程序导致手忙脚乱。

　　在很多医院，“器官捐献获取”是“边缘化”的科室。有的甚至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和专职人员，多是手术大夫兼职。医生们坦言，如果没有院长指示，有时候在财务那里连报销交通费都要费一番周折。

　　在急诊、移植和神经内外科之外，很多内科医生或者基层医护人员还是“谈捐色变”，对捐献和移植的医疗效果持怀疑态度。这其中既有缺乏相关知识的原因，也有在紧张医患关系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担忧。

　　此外，人才短缺问题也亟待解决。器官移植技术的研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认为是“医学手术的皇冠”。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初期，手术只有院长或者主任级别的大夫才可以操刀。

　　黄洁夫曾表示，制约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一大因素是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够。目前中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73家。他建议未来五年有资质的医院增加到300家，并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养。

　　今年11月，在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武汉等城市的七所医科大学将陆续开设与器官捐献有关的选修课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是七所院校中最早实现开课计划的学校。其附属仁济医院肝胆外科医生薛峰认为，器官捐献课程的意义在于专业人员的培训，是学生了解器官捐献的基础教育，更是公众教育，改变人们对死亡的理解。“我们比西方落后了将近30年，如果再不努力，就来不及了。”薛峰说。

　　医疗费用也是制约器官移植的重要问题。不仅是移植患者要承担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医药费用，捐献者往往面临大量的医疗债务，火化、殡葬等身后事也需要救助，而政府的拨款远远不够。

　　此外，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许多发达国家已先后为脑死亡立法，承认脑死亡即是人的死亡。但中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器官捐献死亡判定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判断三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此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

　　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三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产生法律纠纷。近几年，多位专家学者呼吁中国在法律上给予脑死亡认可。(记者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