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是医生和患者共担

　　因为父亲得过脑动脉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建伟自己也做过签字的家属。负责手术的脑外科医生表示，手术耗材要花费大约10万元，但脑动脉瘤随时可能破裂出血。三分之一患者直接死亡，三分之一会残疾，三分之一痊愈。如果那些放入头颅的支架和弹簧圈放到一半，患者就出现最坏的结果，用过的几万元也不会退还。

　　“你也是医生，我也不多说了。”主治医生说。张建伟没多问：“我明白，那咱们就签字吧。”他心里清楚，风险是医生和患者共担，出现什么局面都要接受。

　　河南许昌肿瘤医院的王鹏远医生，特别重视和病人家属的沟通。作为地市级医院的肿瘤科医生，他要和大量晚期癌症病患家庭打交道——县级医院治疗水平有限，晚期癌症患者只能向上一级医院转移。大医院床位紧张，治愈希望渺茫的人又转到下一级医院。

　　王鹏远总结，要“眼里有病人，心里有家属”。病人和家属是一个个完整的名字，而不是病房床脚那一串序号。

　　每次查房，王鹏远都会和患者、家属聊一聊，有时候他们找过来，还没开口，他心里已经大概有数。

　　在沈阳盛京医院康复中心宁养病房，病人及家属入院前，都会签署协定，承诺配合治疗。在康复中心主任王玉梅的经验里，实际情况永远不能预设。

　　她收治过一个6岁的小女孩。家长过来签协议时，说好配合医生的处置，可孩子一旦出现不好的情况，父母都会失控。

　　有一个患者呼吸困难，家属坚持要插管。沟通无效，医生遵循家属的意见尝试，管子把患者的牙都崩掉了，家属依然坚持。当时已经是半夜了，王玉梅只能安排耳鼻喉科医生过来把气管切开，然后插管。直到手术临近，家属才忽然意识到，把亲人弄成这个样子，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

　　那个6岁小女孩刚入院时，医护人员谁也不敢进她的病房。因为看到浑身插满管子的孩子，他们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

　　在重症ICU病房时，小女孩的手总是被捆绑起来——为了防止她疼痛时扯导管。

　　见到康复中心的主任，小女孩说了一句：“阿姨，我觉得你的脸好可怕。”那一刻，王玉梅觉得特别心痛。

　　慢慢地，小女孩不再那么抵触和王玉梅接触了。有一天她说：“阿姨，你答应不要捆我，好不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小女孩又特别认真地补了一句，“永远。”

　　最后一次抢救她时，尽管知道无法挽回，在场的护士还是紧紧拽着医生袍子的一角，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

　　张建伟回忆，作为主治医师，自己在1998年也卷入过一起医疗纠纷案。张建伟说了一句“对病人的死亡表示遗憾”，这句话被原告写到诉状里。有人提醒他，不要说这样的话，免得给对方说辞。

　　他直到今天都没觉得自己说错了话：“病人死亡本来就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在张建伟22年的从医生涯中，像刘春桃这样病情迅速加剧恶化的案例，其实不算常见。在过去长达17个月的诉讼中，想到一个生命在眼前消失，他依然像当年一样觉得遗憾。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患者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