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简政放权系列举措稳步推出。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本届政府承诺减少1/3以上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两年多完成。投资核准事项中央层面减少76%，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取消。资质资格许可认定和评比达标表彰事项大幅减少。特别是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85%改为后置审批。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我国不搞强刺激，而是抓住了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理顺的“病根”，用改革的办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

　　2015年，全国新登记企业443.9万户，同比增长21.6%，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户，创历史新高，创业创新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商事制度改革通过为商事主体准入“减负”、为创业者“松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

　　“三年来，国家始终坚持和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将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以激发活力增强创新动力。”王小广说，未来要进一步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最大化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加快消除市场准入限制，继续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

　　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简政放权肩负重任。将改革推向纵深，就要坚决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用政府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以改革促开放，助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是来自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最新成绩单：截至2015年11月底，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2014年不足2000万美元快速增至30.4亿美元；新建的各类跨境电子商务园区12个，引进企业330家。

　　跨境电子商务被认为是提振外贸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借鉴杭州经验基础上，国务院近日批复在天津市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积极稳妥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点，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张骥说，这既可吸引大中小企业聚集，促进新业态成长，又能便利有效监管，推动创业创新，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用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扩围，是我国简政放权改革促进开放发展的最新注脚。

　　开放是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度调整期，我国国内则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别是随着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和国内资源要素条件变化，我国传统外贸竞争优势弱化。

　　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简政放权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和扩大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举措——

　　从《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到《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从《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各项政策正在促外贸“优进优出”，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对外开放新体制构建初具模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已公布，随之取消外资三法确立的逐案审批制管理体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减少限制性措施；2018年起，中国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建立“负面清单”，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为中国融入全球、开放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一方面，我国继续保持第一贸易大国地位，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十二五”前4年，我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速高于全球同期4.2个百分点。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增速超过30%。另一方面，2014年我国利用外资跃居世界第一，2015年利用外资稳中有升，同时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占比超过60%。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冲击仍将发酵演进，我国重塑外贸竞争优势、开拓对外开放新局面绝非易事。

　　“要打造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需要有体制的保障，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要完善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

　　在引进来方面，要全面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走出去方面，要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提高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日前撰文指出，要通过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职能，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在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新起点，新征程。以开放倒逼改革，简政放权将助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促使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实现可持续发展。